发财“换老婆”掉入她贪婪的陷阱（上）   来源：网络    编辑：日出     采访对象：汪正宵，男，四十七岁，房地产商人，第一次婚姻的婚龄为二十年，有一子，归女方；最近又传来其第二次历时近二年的婚姻最终走到尽头的消息。 　　我和汪正宵完全是因为一个很巧合的原因见的面。他的下属——正龙房地产公司的公关部经理小何求我帮他们公司润色一个解说词，就这样我见到了汪正宵。 　　我是在正龙房地产“绿色家园”小区筹划办公室与汪正宵见的面。这是汪正宵投资的第六个花园式小区，汪正宵据说有六亿身价，不过，他本人面相却很普通，戴金丝边眼镜，气质儒雅，并不张扬，给人第一眼的直观印象很好。也难怪，现在暴发户发大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汪正宵一九八〇年毕业于山西财经大学，曾经做过工厂的会计、财务科长、经营副厂长、厂长和党委书记，用他的话说，一直是和钱打交道的。 　　我在很多报纸上读过正龙的名字，但是汪正宵这个名字却很少在报纸上出现，他很低调，只知道他是市里的十杰企业家之一。他的家庭也很不幸。这是公关部的小何告诉我的。 　　和汪正宵在一起的时候，他正在为与第二任太太离婚的事犯愁，他的第二任太太向他索要一千万分手费，这个数目太过离谱，可是汪正宵给得起。但是，汪正宵却不想就这么算了，因为这个二任太太，也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我们的话题是从这事开始的。看着汪正宵，我想起了一个墨西哥电视剧《富人也哭》，我无意中说起这个剧，汪正宵突然来了感情，他给我看了以前很多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写的专访，他说他都不满意，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整合成一个大的个人材料，因为一个大工程要上马，他需要宣传，我口头答应了他。我们于是很自然地很公事化地开始了交谈，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一谈下去，那些商场风云壮怀激烈的事没有说出什么，却让我洞悉了一个外表成功的男人不为人知的隐痛，这个剑走偏锋的谈话，实在让人有种出人意料的欣喜。 　　我现在回想起来，在四十多年的人生之路上，我最对不起的人是黄文英。如果一切重来，我不会选择离开她。可是这个可能是没有的，就像我没可能再过穷日子一样。一个男人一旦有了钱，特别是有了很多的钱，他是很难坚守以前的道德的，特别是在这个一切都有价格的时代。 　　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第一批上大学的年轻人，也可以说，我和那个逝去的时代一样，千疮百孔，“工农商学兵”我全做过。在上学以前，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在山西一个小村子里，叫木楞子村，地图上是找不到的，那是个穷村，也就百十来户人家。我哥汪正龙，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但他不傻。那年我考上大学，这在我们村是从未有的事，大家敲锣打鼓为我庆贺，大哥知道，上大学虽然不交学费，可是四年的生活费也是笔不小的数目。那天晚上，哥一个人去了三十里外的村东头，那里正在铺电线，地里埋着几十米长的电缆，哥知道，那玩艺很值钱，但他不知道能值多少钱，哥动心了，他深夜去挖电缆，那夜没回来。早上起来时村里人发现了他的尸体，他被高压电烧成了焦炭。 　　哥是为我死的。他死得很不光彩，可是在我心中，他的形象是最高大的，我对不起哥，我爸差点卖血，后来东借西借让我上了学，我上了学，哥被电成了焦炭。后来，我的公司就叫正龙。我哥的孩子现在都在国外，我要养他们一辈子。 　　人生在世，不是你欠别人，就是别人欠你。我在认识焦红之前，一直是欠别人的。在上学时欠的是我哥的，结婚时欠的是黄文英的，后来工厂倒了，我欠的是全体和我一起玩命干的工人的。可是我不欠焦红，她是什么玩艺，一个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如果没有我，也许她早就下了岗，甚至做了鸡，可是现在她是什么样子，开着宝马，顶着总经理的衔，月薪八千，这她还不满足，她还想要我一千万，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我对得起的人是焦红。最对不起的人除了我哥，就是黄文英。一九七九年大学毕业，上面一声令下，我就去了前线，那时自卫反击战打得正火热，我响应国家号召，当了志愿兵。可惜，去了没多久，仗打完了。我没上得了战场，不过，做过军人的经历对我实在是很有帮助的，我这个人，其实是喜欢在战场上战斗的，所以后来我选择了一个和战场差不多的地方，商场。 　　我从部队回来，分到橡胶制品厂财务科，做会计，这是我上学时学的本行。黄文英那时在党办室，管组织。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比我大一个月，记得她一直坚持让我叫姐，我不叫，她还假装生气，这是一个很好的人，长得不漂亮，但是很有灵气，而且她写得一手好字。她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我是一个穷山村的孩子。我当时很羡慕她，站在她面前总是有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我上班才一个月，黄文英就发展我入党。她要我写入党申请书，还要我定期向她做思想汇报。那时候入党是很严肃的事，所以我做得很认真，不但在那段时间工作努力，而且还真的很认真地找她做思想汇报，我认真地说，可是黄文英听到最后总是哧哧的笑，她说，我的样子很好玩。 　　我和黄文英就是这么接触的。我们的思想汇报最后走了样，变成了与入党无关的事了。我们常在一起交谈，黄文英没有我的学历高，她是高中毕业，可是她很有见识，因为上班比我早，很多道理都很明白，我很佩服她。 　　我第一次约黄文英出来是在和她认识了一年多以后。我的入党申请批下来了，成了一个预备党员，考验我的人也是黄文英。那天我很兴奋，当兵，入党，这都是年轻的我最梦寐以求的事。我知道在这事上黄文英出了很多力，我要请黄文英吃饭，她不同意，她说：你一个小娃子，有几个钱，就来造？可是我一再坚持，她也就没说什么。那时吃饭不像现在，七碟八碗，也就是找一个小饭店，要两个云吞面就好了。我和黄文英边吃边聊，说得很兴奋，不知不觉月亮出来了，我送她回去，我推着车子，她走，两人之间有一尺的距离。我们顺着马路走，身边是满街的槐树，我大着胆子问她，下一次还可不可以约她。我记得当时黄文英的脸红了，她低下头，轻轻点了点头，这个场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天以后，一切的事情都很顺利。我和黄文英经常成双成对，基本就定了关系。三个月后，我问黄文英，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她又是那样，低着头点了点。可是我没有勇气去她家提亲，因为我家的条件太差了，那么穷。这一次黄文英突然主动了，她说没关系，她去和她父母说。 　　黄文英的父母不同意我，我虽然是个大学生，可是毕竟来自农村，老家又远，又穷。听说黄文英的父亲那时又给她物色了一个，是一个工厂的技术员，父亲是厂子里的副厂长，全家都是城市的，条件很好。可是黄文英死活不干，后来又以离家出走威胁，她家里没办法，只好答应她了。 　　我和黄文英商量婚事的时候，我父亲从农村坐了一天的火车来看我们，还带来了我的三弟。父亲见着黄文英后很高兴，他说这个新媳妇真是越瞅越顺眼。父亲随身还带来了五百块钱，给我们结婚用。黄文英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当着我的面收了。但是等父亲临走时，她又把这笔钱给了我三弟，三弟还小，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地把钱又带回去了。临走时，黄文英给我父亲他们买了很多吃的带的用的，花了二百多元钱，都是从自己积蓄里拿的，她一分钱也没要我家的。这些事情都是后来父亲来信时我才知道的。 　　我和黄文英结了一回婚，基本是一无所有。我家那时为了供我上学，还欠了一屁股债，父亲那次拿的五百块钱，也是借的别人的。黄文英知道我家的情况，她什么要求也没提，我们是一九八二年结的婚，婚礼就在宿舍办的，没请客，也没摆酒席，一切的用品和花费大都是黄文英家里出的，婚后，我们住在单位的一间小宿舍里，后来黄文英怀孕了，为了照顾她方便，我们就搬到了她家里，一住一年多，这期间，我坚持要交生活费，可是黄文英的父母也很明理，他们把我们给的生活费替我们攒下来，年底时又一起退给了我们。 　　我那时对黄文英，敬佩和感激超过了爱。黄文英是那样一种女人，她不出色，不引人注意，但是她却有东方女人特有的坚韧、善良、贤惠、能吃苦，和她一起，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度不过去的。我无以回报，除了用努力工作积极上进来报答她，并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上过大学，再加上肯吃苦，在单位作风比较踏实，能干，后来仕途就比较顺，一九八四年，我二十多岁就做了财务科长，管钱管账，这么年轻就当科长在当时是很少见的，黄文英这时刚刚怀孕，听到这个消息脸上乐开了花，她父母也笑得合不拢嘴，直说女儿还真是有眼力。我那时豪情万丈，有一种发自身心的幸福感，我除了想努力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外，就没有其他的想法了。 　　当上科长的一年后，单位开始分房，按级别和职称，这一次我分上了一间四十平米的小房子。我和黄文英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这时我们的儿子壮壮也已经一岁了，黄文英上班了，平时怕没人照顾孩子，就把她妈也接来，我们几口人就挤在一起住。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我哥正龙的孩子小四，在那时考初中，我父亲来了信，说这孩子不想在农村呆一辈子，想上城里上初中，将来好考上重点中学，再上大学。他问我能不能管一管这孩子？哥哥为我死得那么惨，我怎能不管。可是那时我家里的条件也不好，房子小，住着我的孩子、黄文英的母亲好几口人，我虽然当了科长，但工资收入不高，黄文英还不如我，我们都是双职工，单位比较忙，突然添了一口人，生活上物质上都是很不方便的。我见到黄文英，几次想说这事，可是一见她和她妈妈为了壮壮忙得不可开交时，就开不了口了。还是黄文英细心，她见我有心事，就问我为什么，我对她说了，她想了想说：行，让孩子来吧。我说：那你妈呢？她说：我和我妈说去。 　　黄文英不知是怎么说服她妈的。反正小四后来就来了。我们在厨房给他搭了一张床，他就住那。一住就是好几年，这几年来，黄文英对小四和对壮壮是一样的，没说过一句重话，壮壮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壮壮有的穿，他也从没少过一点。一个女人要管两个孩子，一个小一个半大，是够累心的，可是黄文英人前人后从没抱怨过一句。我父亲后来来了一次，看了这情景不停地点头，正宵你有福，你有福！ 　　可是我这个人最后还是很混蛋，做了对不起她的事。这么好的人，我做了很对不起她的、一辈子都不能释怀的事。 　　我在工厂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是很有领导才能的。我还是比较敢干，不过，在那个年代，中国是计划经济时代，体制上有很多问题都存在着。我们那个厂子，是个老厂，存在的问题就更多，一九八六年，我做经营副厂长时已经发现了很多问题，但那时一把手不是我，看见了也干涉不了。两年后，我做了一把手，可是大势已趋，那一年，这个城市里有七家企业破产，我们也是其中一家。 　　我们的厂子是个老字号，规模不大，一百多号人，但是我刚上台，他们就下岗了，这个打击，不光对我，对他们也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一阵子，家里一天也没安生过，每天一群人围在我家门口，找我讨个说法。找我有什么用，我那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去，可是那群工人是不管你的。那段日子，家里没法呆了。黄文英知道我的处境，她和我商量了一下，说只有一个法子：躲。 后来很多人传说，说我发迹就是那一躲，这个说法平心而论，有道理。我要是不躲，不会在深山沟里遇见钟民，那时候他在大队当书记。冷眼一看，和一个老农没什么两样。不过，后来他当了主管基建的副市长后可不是那时的样子了，他至少年轻了十岁。 　　我躲的那个地方，是黄文英表叔家，一个穷得你难以想像的地方。那种地方，城里人是没多少人会去的。不过，也正因为穷，后来让我捡起了便宜，六万块钱买了一块地，发了家。不过那都是后话。 　　我当时在那个穷地方，只是为了躲一躲风头，也为了想一想，路该怎么走？今后的方向是什么？我当然不会下岗到无事做，但事实上，我这个下岗厂长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安置，这些年搞经营，把财会专业都丢了，技术又没有，不好安排。我躺在偏远的深山里，本来是心情灰暗的，可是在队里遇上了钟民，他当时正在筹划着办一个砖厂，给村里谋福利，我有一些生产经营的经验，在黄文英表叔的介绍下，我们认识了，我开始帮钟民搞砖厂。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建立了。 　　在中国做生意，关系是第一位的。钟民这个人后来成了我的贵人。也是铁杆儿关系。我在山里呆了一个月。砖厂初步有了些规模后，我就回到城里了。我去了人才市场，也找了老关系，可是一直也没找到太合适的工作。那时候，壮壮开始升初中，小四也要上高中，黄文英和我同在一个地方上班，别人下岗，她也一样，没有了收入，她就在街道租了一间房子，给别人做衣服，我们那时的日子很艰难，两口子都只拿最低的基本工资，还要养活两个孩子，过得很苦，不过，我从小就吃过很多苦，那段日子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不过，黄文英就比较难受了，她从小到大，没吃过什么苦。 　　可是黄文英并没有叫苦，她只是默默地工作，把所有的担子都扛下来了。我很愧疚，我是个男人，这样的事，理应由我做。于是，我开始找寻能发财致富的机会，后来，我们原来的厂址拆迁，一座新居盖起来了，我就在那个地方租了两间民房，开起了早点铺，卖油条、豆浆和驴肉火烧。 　　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其实是从那个早点铺开起来的，我选址选得不错，那儿后来成了市中心的周转地带，那个铺子因此开得很兴旺，后来就扩大规模了，到后来，我以前厂里的很多工人回来帮我，我们的店面越来越大，就成了饭店了，也做中餐和送外卖，这个城市的第一家外卖就是我干起来的，那些个送外卖的员工都是我从前厂里下岗的人，此事后来上了报纸，报上说我是自力更生，还解决了一些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 　　关于我发迹的事情，有很多种说法。但真实的情况是，我是靠炒地皮发迹的。一九八七年，国家在土地管理制度上进行了改革，规定土地批租有三种形式，一是定向议标，二是招标投标，三是公开拍卖。我下手较晚，一九九〇年，我做饭店和外卖手里有了一些余钱后，通过钟民(他那时已经是镇长级的干部，权力很大)用六万块钱从他呆过的那个庄里买了一块种不出庄稼的地，几年后，这块儿开始办开发区，这块地皮翻了三十倍，我赚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钱。 　　从那时开始，我对做房地产有了兴趣。我把饭店兑了，外卖也不做了。把所有的钱都用在炒地上了，有人曾经给中国的富豪们列出过一个成长公式：“先以一百块钱买一块地，再找相熟的评估机构将其价值高估至二百元，再抵押予银行换取贷款，接下来再以这二百元银行资金再购入同值的土地，重复以上步骤赚取四百元的贷款，以此类推，不停递增。”我完全遵循着这个公式运作，但有一点这个公式没有说出来，那就是要完成上述这个空手套白狼的过程，没有贵人相帮是不成的，而我就有，那就是后来当了副市长的钟民，老爷子现在也退下了，也不怕将这些事说出来，他当时主管基建、土地局、旧城改造等工作，要没有他的关照，也没有我的今天。 　　我炒房地产，敛财速度飞速，这一行我做得得心应手。不知不觉，暴富了起来。我从前厂子里的员工好多在我的公司里都成了骨干，我这个人，是念旧的。 　　一切都很顺，但是有一点问题就出现了，是黄文英。她开始不适应或者说是不太习惯我取得的这些成功了。 　　黄文英是一个本分的、传统的女人，在她和我的这些年里，基本是没过过什么好日子的，即使是我在厂里当领导的时候。我家里穷，人口又多，每月都要按时往家里寄钱，我还得照顾我大嫂(我哥死后她一直没改嫁)，我当了三年厂长，完全是清水官，后来厂子倒闭，更是什么光也借不上了。黄文英和我十年，操劳了十年，她的皮肤粗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更关键的是，她的心态也老化了，每天考虑生存问题，男人可能会因此奋起，但女人则可能会因此迅速衰老。黄文英已经再也没有当年的风采了。 　　正龙开起来的时候，我四十三岁，意气风发，精神振作，黄文英却明显地与实际年龄不符。但这并没有造成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不是无情的人，事实上我很念旧，也自认为自己的心术不坏，我对黄文英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但只有一点，黄文英对于我由当年的“汪厂长”成为今天的“汪董”，似乎表现得相当的迟钝和麻木，在很多需要她出现的场合，需要她发挥的场合，她都以一种回避的态度处之，她没有出头露面的爱好，除了壮壮，她基本上什么社交场合什么社会人士也不愿接触，坦率地说，她就算勉强去了，也没什么好的效果。她并不是怕见生人，但她总和我说，见了那些生意人不知说什么好，和他们身边那些珠光宝气口气大得惊人的妻子们在一起，也找不到什么话题，到后来，她就开始拒绝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了。每次在许多重大的社交场合里，我形只影单地看着其他的同行们手挎着或高傲尊贵或娇美可爱的女伴们，只能暗暗地叹气。   请欣赏  中集 教你FLASH制作   人到中年欢迎您 http://zhaoyadong88.hongbage.net/